本文目录一览：

• 1、为什么古代一品官服上有仙鹤，含义是什么？
• 2、当《梦幻新诛仙》的绝美汉服实体化，这两套新衣不可错过
• 3、为什么很多人在花朝节这天，穿汉服出门？
• 4、汉服文雅的名字
• 5、唐朝汉服的发展历史？
• 6、古代黄色为低等色，可皇帝为什么穿黄袍？

为什么古代一品官服上有仙鹤，含义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一等的文禽。明朝和清朝给丹顶鹤赋予了忠贞清正、品德高尚的文化内涵。文官的补服，一品文官绣丹顶鹤，把它列为仅次于皇家专用的龙凤的重要标识，因而人们也称鹤为“一品鸟”。人们也把鹤作为高官的象征。

一幅鹤立在潮头岩石上的吉祥纹图，取“潮”与“朝”的谐音，象征像宰相一样“一品当朝”；仙鹤在云中飞翔的纹图，象征“一品高升”；日出时仙鹤飞翔的纹图，象征“指日高升”。

扩展资料

传说中的仙鹤，就是丹顶鹤，它是生活在沼泽或浅水地带的一种大型涉禽，常被人冠以“湿地之神”的美称。它与生长在高山丘陵中的松树毫无缘份。但是由于丹顶鹤寿命长达50～60年，人们常把它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

东亚地区的居民，用丹顶鹤象征幸福、吉祥、长寿和忠贞。在各国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中屡有出现，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就有鹤的形象出现在雕塑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钟，鹤体造型的礼器就已出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丹顶鹤

当《梦幻新诛仙》的绝美汉服实体化，这两套新衣不可错过

《梦幻新诛仙》作为一款仙侠题材的回合制手游，创新的回合制玩法一直深受许多玩家的喜爱。但作为一款国风手游， 游戏 里各式各样融合着汉元素的外观时装更是吸晴，无论是男玩家还是女玩家，只要穿上这些靓丽的时装都变得十分养眼。特别是最近推出的如梦霓裳系列时装，每款不同风格的汉服一上线就倍受欢迎，不少玩家甚至希望这些汉服能够实体化，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被《梦幻新诛仙》手游给实现了。

《梦幻新诛仙》近期便是放出了实体汉服的拍摄视频，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不同款式的汉服装扮，分别是以 游戏 里的汉服时装为原型复刻而来。想必已经有不少玩家认出来，这几套时装分别是如梦霓裳系列中的思凡尘、碧花落、傲魔仙、雪无声，不得不说，每一套汉服的还原度都很出彩。而且官方还特别懂，分别将四套时装两两一组拍摄，既有诛仙故事里的味道，又展现了这几套汉服的颜值。

先从碧花落和思凡尘来说，碧花落是以诛仙里的碧瑶为原型设计，而思凡尘是以张小凡为原型，所以这两套实体化的汉服颜色都能明亮，服饰细节上的也和 游戏 里的时装如出一辙。所以碧花落给人一种青春懵懂下更灵动可爱的感觉，和旁边翩翩少年的思凡尘一同框，在真人的演绎下仿佛有了年少时期碧瑶和张小凡的即视感

再看以陆雪琪和鬼厉为主题的汉服雪无声和傲魔仙，雪无声为了展现陆雪琪素净典雅的气质，乳白色的衣衫加上精致刺绣，在这套实体化汉服中完美展现，特别是肩部的装饰和衣袖的细节处和 游戏 中一模一样，整体看起来特别的淡雅温婉。而傲魔仙保留了 游戏 时装上的绣花纹样，不规则的颜色渐变搭配不同质感的衣服更有层次感，显得更加英姿飒爽。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除了感叹《梦幻新诛仙》的拍摄制作精良，也赞叹服装上的还原程度。

无论是从 游戏 里出现的汉服时装，还是这几套实体汉服的出现，都可以看出《梦幻新诛仙》手游真的是太懂国潮了。对于喜欢汉服或者是汉元素的小伙伴们来说，更推荐你来《梦幻新诛仙》手游里试试这些时装，体验一下诛仙风的汉服穿搭吧。

为什么很多人在花朝节这天，穿汉服出门？

3月13日上午，郑州市碧沙冈公园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身着漂亮的汉服，在春意盎然的公园里赏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穿汉服?“我们都是喜欢郑州传统文化的人，在这里举办花朝节庆祝活动。”活动负责人之一思夏告诉记者，他们在现场接待了参加活动的人员，并向他们介绍了花朝节、汉服、礼仪等传统文化知识。

思夏说:“花朝节，是指百花的生日，是汉族的传统节日，由于我国各地的花期不定，地方花朝节的时间也不同，但通常是数九寒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共赴春天之约!河南青年穿汉服庆祝花朝节。花朝节活动参与者拍摄杨露露。据资料显示，花朝节起源于唐代，流行于宋以后，一直流行到明清。虽然不是明确的女儿节，但在民间被称为“女儿会”。女孩们在这一天聚在一起玩,朋友,一起花的神参拜,饼吃,花一样的精神和充满美丽的祝福。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现已形成了丰富的习俗活动。

共赴春天之约!河南青年穿汉服庆祝花朝节。正在祈祷的活动参与者朱龙摄“从2016年开始，在碧沙冈公园举办花朝祭。”“我们不仅过了一个传统的节日，也在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每次举办活动，大家都穿汉服，传统的节日穿传统的衣服。”“我很喜欢传统文化，参加祭花神活动当主祭也很开心。”来自新乡的张小潜已经参加过多次汉服活动。

共赴春天之约!河南青年穿汉服庆祝花朝节。张小潜(右二)祭拜花神朱龙摄始于衣冠，达于博远。杨晨说:“汉衣服是文化的载体,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衣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将继续努力,更多的人通过服装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汉服文雅的名字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以社团为基础，宣扬和传播汉服文化，汉服社团的名字可以取自诗词，古韵古风，十分优雅有内涵。下面为大家例举10个富含诗意的汉服社团名字：

1.佳思汉服社：出自李清照《孤雁儿》中的“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思佳一词。

2.万红汉服社：出自韦庄《河传》中的“满街珠翠，千万红妆。”万红两个字。

3.幽芳汉服社：出自白居易《石上苔》中的“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纤埃。”幽芳一词。

4.花琼汉服社：出自薛涛《笔离手》中的“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花琼一词。

5.寄春汉服社：出自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中的“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寄春两个字。

6.秋韵汉服社：出自欧阳修《木兰花》中的“夜深风竹敲秋韵。”秋韵一词。

7.碧桃汉服社：出自高蟾《上高侍郎》中的“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碧桃一词。

8.晴翠汉服社：出自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晴翠一词。

9.水绿汉服社：出自张籍《成都曲》中的“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水绿两个字。

10.采青汉服社：出自陈允平《大》中的“闲倚雕槛，试采青青梅菽。”的采青一词。

唐朝汉服的发展历史？

唐服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

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描绘佛国世界的彩绘，其中有许多飞天仙女、天人等的形象，美妙非常。再看中华历史上文化最鼎盛的大唐时的服饰，会发现与壁画中天人的服饰十分相似。其实，当古人重德守道，敬神信佛的时候，一些宇宙中的真象就会被神有意的显现给人，那美丽神圣的一切都是人追求和模仿的标准，可见服饰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有其背后深厚的内涵的。 其实对于讲求重德向善的朝代的人，宇宙自会给其带来好的一切，包括文化和美丽的服饰，在这里我们对大唐的一些服饰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希望这些真正美丽的服饰，能引起人们的思索，古人的生活真的没有我们今天的好吗？ 常服： 一、披纱大袖明衣制：属于常服盛装。其头梳唐代特有发型“高墙”簪大花，饰花钗、步摇，蛾眉盛妆，身穿敞领对襟，大袖明衣，下穿长裙，佩大绶，束软带，结小结，足著高履。在唐代此服作为外服，在贵族仕女中风行一时。 二、唐仕女半袖衫制：是唐代特有的一种流行服饰，初作为宴居穿用，后亦当常服穿用，为宫廷嫔妃及名流仕女所好。 三、唐仕女宴居服：上身束抹胸，外披薄纱明衣，下穿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结束软带、小带，属于宴居内装，但头梳高髻又簪花，故此装扮也可作为外装常服之用。 看了这些服饰，有人也许会觉得，看起来那时的服饰也很开放啊！其实，在一个讲求道德的社会里，人的行为相应的也是很规范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向都讲男女有别，男人有男人的行为准则，女子也有女子的操守，讲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一般都是在家中操持家事，出门乘车，即使是家宴聚会也都是男女分席而坐。这样看来，这些服饰作为家居常服也就没有什么不妥的了。 可以想象，如此装扮的唐代女子其实是很美丽的，她们的生活也不会象现代女子一样机械紧张、充满压力。也许有许多女性担心，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中会受气，其实这些担心不是人为的想什么方法能解决的，对于现在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 希望这些美丽的服饰能唤起现代女性骄柔善良的本性，从而得享女性的美丽，尊严和安宁。 现在所说的唐服大多都是指 国外唐人街的华人华侨的中式服装 ，大体上是 清朝服装的一种演变后的服装。 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 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上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

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三、胡服胡服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四、冠服制度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 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 五、唐代大袖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六、小结 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古代黄色为低等色，可皇帝为什么穿黄袍？

明光宗 身着黄十二团十二章绣衮龙袍唐懿德太子墓壁画 身着紫、绯、绿、青、黄常服圆领袍的内侍文/扬眉剑舞 绘图/燕王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历代建国之后都持续不断地对其反复详加厘定，以“辨贵贱、明尊卑”，形成发达繁复的服制系统。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自北朝以后，服饰颜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分方法，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体依次是紫、绯、绿、青、黄、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后世凌驾于一切颜色的帝王“黄”。那么问题来了，皇帝为什么穿黄袍？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一直以来都听过很多说法，比如土德居中尚黄之类。但是要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先从这种品服颜色次序的形成过程说起。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颜色排列制度，更多地通过冠、印、绶、佩等部分的差异加以区分。北周首次在侍卫服饰中出现“品色衣”的提法，《周书·宣帝纪》：“大象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但制度未详， 数十年后的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七》：“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初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在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原因，也许还和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关系比较大。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是间色，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汉刘熙《释名》：“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早期在理论上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在魏晋之前也很少进入正统服制，除绶带外，基本多是非正式的普通使用。但其色彩颇招人喜欢，能“惑人”，是时尚的颜色，战国至两汉以来穿着越来越多。《韩非子�6�1外储说左上》曾记载一则“齐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为齐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国尽服紫”，导致当时紫绢价格是素绢的数倍以上，后来又因齐桓公主动不服紫而流行消退。但这里说的仅是一时一地流行颜色的消长，并未改变紫色的色彩地位。《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虽然流行，却还是把紫看做不正统的颜色。我们在汉代壁画、陶俑中，也时常能见到浅紫色外衣的使用，但穿着者的身份和他人并无等级高下之分，奴仆、侍卫均有，只是杂色之一而已。两汉服紫实例魏晋南北朝以来，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但或许这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有更大的关系。那么还可以提提西方以紫为贵的概念影响。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罗城所产的紫色染料最为有名，所以又称为“推罗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腊语“紫红”之意。骨螺本身产地有限，并且据说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古希腊、埃及、巴比伦、罗马都视紫色为尊贵的颜色，罗马普通市民穿着白色托加，而高级官员托加上则可有紫色镶边，罗马元老院规定只允许皇族穿用紫袍，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所以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会有受到传入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同时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青套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色色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贞观十道中九道均有种植。加上苏方等新染材的引进，在技术上也为后世各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唐五代宋明壁画绘画中的绯、朱色常服、公服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种植较容易、分布极广。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很早发现并迅速进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启灌蓝蓼”，《礼记·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诗经》有“终朝采蓝”，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于是从先秦一直到近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成帝纪》有“青绿民所常服”，《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在近现代，青蓝色依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服饰的重要颜色，在汉族地区唯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传统染色技术也只有蓝染。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即贱色、间色，是地位较低的色彩，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绿衫”、“绿袍”、“青衫”、“青袍”也常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或自谦词。除了低等官员外，普通妇女以及身份卑微的奴婢也可以穿着青碧，《新唐书》称晚唐“妇人衣青碧缬”、“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所以“青衣”还成为婢女、侍童和贫贱朴素的妇女的代称，如敦煌《后唐清泰三年放家童书》记录的“放家童青衣女厶甲。”明天顺二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曾包括了“玄色样黑绿”一项，弘治十七年，明孝宗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在暖阁重新商定讨论礼部禁服色事宜，有这么一段对话：上曰：“旨内有玄色、黑绿，黑绿与青皆人间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迁对曰：“乃玄色样黑绿耳。”上又曰：“黑绿常服，禁之亦难，正不须说及也。”又曰：“玄色可禁，黑绿乃人间常服，不必禁。”皆诺而退。孝宗皇帝认为黑绿和青色都是民间日常使用的服色，反复强调可不必列入禁令，尽管大臣解释其所指是接近玄色的黑绿，最后还是作罢。可见青绿在当时民间使用之普遍。青、绿之后的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也有其技术上的深层原因。在自然植物中，能够成为染材的黄色素实际上是来源最丰富的，槐花、栀子、荩草、黄栌、黄檗、柘木、地黄、桑皮、郁金、姜黄、石榴皮等等都可以充当各种黄色染料。除此之外，其染取技术也比较容易，大多黄色染材都是直接型染料，也可通过不同媒染剂得到不同色调的黄色系。所以黄色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之一。而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就是最廉价的白素，是成本最低的“颜色”。那么黄与白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隋唐服色等级的末端色彩。唐代文献中，除了多次颁发的服制中提到“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还有“丈夫通服黄、白”、“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等等记载。古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自先秦以来，“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或低等小吏。五代有诗曰“青袍春草色，白纻弃如仇”，说的就是一旦始任官职，便迫不及待地脱去白衣换上青色官袍。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甚至还有一则“朝见人员，四时并用颜色衣服，不许纯素”，禁止入朝者穿着和庶民一样的纯白衣服。如此说来，既然黄是最低等的颜色之一，那回到开始的问题，皇帝为什么也穿黄袍？其实这里面倒有一个长久的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常服色，也没有任何颜色上的禁忌，的确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而已。因为“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作为非礼仪场合服饰，初唐官员“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与庶人无异”，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但唐上元年间曾有一次“禁黄令”，起因是某次“洛阳尉着黄衣夜行，为部人所殴”，官员夜里穿着黄袍，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这成何体统，高宗闻后“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着黄”，禁止官员朝参着黄（《唐会要·舆服》、《册府元龟·立制度》）。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前提，简单记录为“始一切不许着黄”，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禁黄”，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我们观诸之后唐朝政府反复颁发调整的各种制度里，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绘画、陶俑人物形象，黄袍小吏或奴仆、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非常普遍。初唐至晚唐壁画、木俑中的黄袍小吏侍者但是，自隋代以来，帝王的确也着黄色，开始仅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为取方便的关系，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隋书》有“今之戎服，皆可尚黄”，《旧唐书》所称：“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壁画 人物均身着黄白圆领唐代沿袭其旧习，帝王常服继续使用黄色，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属于帝王的“黄”，其实和庶民之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也并非我们后来一般概念中的明黄色，而是色泽略深，黄中偏赤的“赭黄”、“赤黄”。这种选择可能还和隋文帝个人喜好有一定关系，便是《隋书》和两唐书多次提到的，“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初唐“因隋旧制”，皇帝也“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黄”，赭黄常常又写作“柘黄”、“皇帝柘黄袍衫”，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这在《步辇图》中有很明显的体现，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则穿着浅淡的白袍。步辇图这种赭黄袍，开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只不过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陈述天子服饰制度，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仅在最后加一小注：“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带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常。”不过正是因为这个“遂以为常”，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新唐书》），五代和凝 《宫词》中有“紫燎光销大驾归，御楼初见赭黄衣”，《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杜甫在《戏作花卿歌》中讲段子璋在绵州自立梁王后被诛，云“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著名的“黄袍加身”，也应是柘黄袍，如欧阳玄《陈抟睡图》中所说的：“陈桥一夜柘袍黄，天下都无鼾睡床。”几百年来，赭（柘）黄作为帝王服的概念逐渐根深蒂固，其色相也渐渐扩大，不仅赭黄，整个黄色的地位都在逐渐转变和升级。明代建国后，直接定皇帝常服为“袍黄色”，皇太子以下常服“袍赤色”。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士庶服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洪武三年又“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开始全面禁黄，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尽管如此，赭黄依然还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尤其是中后期，帝王的确大多均身着各种赭黄、赤黄色袍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柘木条中提及“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可见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还把柘木染出的黄赤色视为天子服色。天启五年，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新作赭黄五爪龙袍”，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西游记》里有一段“鬼王献黄袍”的情节，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奉承道：“今见大王授了天箓，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与大王称庆。”孙悟空穿了赭黄袍，也自封起“齐天大圣”与天庭抗衡了。明孝宗、神宗、穆宗御容清高宗乾隆像清帝、后明黄色朝服（左） 皇子、妃金黄色朝服（右）直到清代，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明亮度最高的“明黄”，皇子及贵妃、妃用略偏赤黄的“金黄”，非特赐禁臣庶使用。因为清代距离我们最近，所以现在中国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就是这种“明黄”，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普通服色而已。另外有意思的是，模仿唐制的日本，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平安初弘仁九年（818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嵯峨天皇颁布新诏，“仪式衣服皆依唐法”。弘仁十一年（820年），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大小诸会用“黄栌染衣”（《日本纪略》）。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可见当时唐朝皇帝的常服色当与此相去不远，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之外的绝对禁色。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衮冕，将“黄栌染御袍”升级为即位礼服束带装束，便成为现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礼服了。黄栌染御袍束带装束、明治天皇御袍明仁天皇的黄栌染御袍补充说明：有不少朋友提到唐代土德的问题，我就多啰嗦两句。如前文所说，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大多研究里，往往喜欢把黄袍以五行五色朝代德运尚色理论解释，认为唐代为土德，所以皇帝黄袍。实际上德运尚色不能简单理解为朝代帝王崇尚的服饰颜色，五行尚色是战国以后的理论，并且成为后世改朝换代的正统性政治理论工具，主要是象征概念，最多只体现在少数时期的部分祭祀牺牲旗帜和部分礼仪服饰上，运用情况复杂，并几乎没有触及现实服饰。帝王朝祭礼服系统悠久庞大，制定时多损益历代制度，并不是一朝一种颜色这么简单。而礼仪之外常服袍的颜色，和五德尚色就更没有多少联系了，皇帝的圆领黄袍本身出现在隋代，隋为火德尚赤，隋文帝即位后的诏书即称：“五德相生，总以言之，并宜火色。……在祀与戎，其尚恒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明确提到戎服（也就是常服的前身）颜色之“尚”和朝代祭祀尚色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要刻意区分之，避免混淆。唐代理论上的确是土德尚黄，但是唐代帝王服饰制度中十三种冠服没有一件是黄色的，甚至历代勋黄赤变动的冕服裳在唐代还是赤色的。而当时的皇帝“黄”袍如前述也并非五行五正色中所说的“黄”，严格来说还是间色中的赭黄色，只是继承隋代的日常服饰习惯而已，实在不宜将其与朝代德运附会，正色中的“黄”反而只是流外官和庶人的服色。后世明代火德，清代水德，依然把黄当做皇帝服色，用尚色说来解释就更不通了。补充之二：所谓黄帝穿黄袍，其实是“玄衣黄裳”，指的是先秦即已发端，到东汉魏晋重新继承延续的帝王“冕服”制度中的黄色下裙，天玄地黄，玄衣象征上天，黄裳象征大地。这套制度作为帝王最高最隆重的祭礼服，被一直沿用到明代，其衣色始终是玄色，但下裳之色，到底是黄，还是纁（另一种黄赤色），还是赤，作为重要的国家礼仪制度，历代争论不休，甚至一朝之中也反复调整过多次。这是和胡式常便服完全独立的另一个汉式礼仪祭服的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冕服，为玄衣纁裳；定陵出土万历黄裳复制件（来源）